刑法判解

所得稅申報標示具體課稅程序之開始，納稅義務人對於申報內容負有真實 而完整之說明義務（簡稱真實義務，為稅法協力義務之一環），納稅義務 人自應就各該不同申報文書負責，若納稅義務人故意違反真實義務，申報 不實內容使稅額核課發生短漏之可能，即為逃漏稅行為之著手，若稽徵機 關因納稅義務人故意申報不實，作成短漏稅款之處分或先按納稅義務人申 報不實內容予以徵收稅款，造成納稅義務人實際獲得短漏稅款之結果，則 為逃漏稅行為之既遂，納稅義務人於結算每年之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時， 均須申報不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該稅目既係每年結 算一次，以不同年度之租稅申報行為，區分行為人之犯罪行為數，即有合 理之基礎。 裁判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於判決確定後，經過刑法第八十條第一項 期間二分之一者，不得為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五條定有明文。蓋為 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具有再行追訴之性質；而犯罪之追訴有一定 期間之規定，因不行使而消滅，則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自應有 一定期間之限制，以避免遺受判決人以精神上之恐懼與痛苦。又聲請再審 係針對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有誤而設之救濟程序，自不生偵查、起訴、審判 不能開始或繼續之問題；因此，此一期間並無追訴權時效停止規定之適用 。次按刑法施行法第八條之一規定：於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 ，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 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是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修正刑法施行後，關於追 訴權、行刑權時效之規定，應為修正前後刑法之比較，擇對行為人有利之 規定適用之。

刑法第二百十七條偽造署押罪，以保護公共信用法益為其立法目的。所稱 之「署押」，固須由自然人簽署或畫押，始足表彰其獨特之形式，惟法人 為法律行為時，性質上固須由代表人為之，然代表人乃法人之機關，二者 屬一個權利主體關係，代表人代表法人所為之署押，依一般社會通念，足 以表彰該自然人經賦予代表法人簽署文書效力之權限，等同法人自為署押 。故偽造之客體，不論為自然人或法人，凡足以使人誤信其為真正，而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虞者，均為本罪保護之對象。

當事人及審判中之辯護人得於搜索或扣押時在場。但被告受拘禁，或認其 在場於搜索或扣押有妨害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 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二百十九條，於審判中實施勘驗時準用之。此 即學理上所稱之「在場權」，屬被告在訴訟法上之基本權利之一，兼及其 對辯護人之倚賴權同受保護。故事實審法院行勘驗時，倘無法定例外情形 ，而未依法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使其有到場之機會，所踐行之訴訟程序 自有瑕疵，此項勘驗筆錄，應認屬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

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如發 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原得本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 變更起訴之法條，或另為其他適當之主張，而其於法院調查或審理時所為 之論告或主張，究屬訴之追加、撤回或變更範疇，抑或僅屬為起訴效力所 及之他部事實之擴張、或起訴事實之一部減縮，自應究明各該請求之性質 而異其處理方式。因而除撤回起訴，使該訴訟關係消滅，法院無從加以裁 判外，法院自應就原起訴事實及檢察官論告時所陳述或主張之事實一同審 酌而為裁判。

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規範之犯意，學理上稱前者為希望主義或 直接故意，後者稱不確定故意或間接故意，二者之區隔為前者乃行為者明 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故對於行為之客體及結果之發生，皆有確定之認識， 並促使其發生；後者為行為者對於行為之客體或結果之發生，並無確定之 認識，但若其發生，亦與其本意相符。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於審判長 為人別訊問後，由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直接詰問之。被告如無辯護人 ，而不欲行詰問時，審判長仍應予詢問證人、鑑定人之適當機會。」民國 (下同) 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同年九月一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六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修正後刑事訴訟法規定審判程序之進行， 係由當事人扮演積極主動之角色，以當事人間之攻擊、防禦為主軸，有關 證人、鑑定人之詰問，為審判程序之最核心部分，以落實當事人進行主義 之精神。證人李○茂雖曾於第一審到庭，與上訴人同庭應訊，但依第一審 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訊問筆錄所載，該證人僅由受命法官訊問後，就其供 述內容訊問上訴人之意見，並未經上訴人直接詰問，此與前揭規定由當事 人直接詰問證人之情形，未盡相符，是否得認已於訊問該證人時予被告詰 問之機會，即尚非無研求之餘地。

對於檢察官之送達，應向承辦檢察官為之；承辦檢察官不在辦公處所時， 向首席檢察官 (檢察長) 為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定有明文。因此判 決書對於檢察官為送達，應於辦公處所向承辦檢察官為之，如承辦檢察官 因公執行職務不在辦公處所，或差假不在辦公處所或其他檢察官有不能收 受 (簽收) 送達文書之障礙事由存在時，則應即向首席檢察官為之；倘非 前揭原因，且已在辦公處所會晤承辦檢察官，而將送達文件送交檢察官者 ，即應認斯時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不因檢察官嗣於送達證書上所蓋戳章 日期在後而生影響。

非常上訴旨在糾正法律上之錯誤，藉以統一法令之適用，不涉及事實認定 問題，故非常上訴審應以原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基礎，僅就原判決所認定之 犯罪事實，審核適用法令有無違誤。次按接續犯係基於單一之犯意，以單 一行為之數個舉動，接續進行同一犯罪，在犯罪完成以前，其各個舉動均 屬犯罪行為之一部，而接續的侵害同一法益，為實質上一罪；至連續犯則 係一次即可成罪之行為，基於一個概括犯意，反覆數次而觸犯同一之罪名 ，其係以數個獨立之犯罪行為，連續數次侵害同一法益，法律上綜合各個 行為而只論以一罪。本件原確定判決認定：被告莊東坡因行竊當場被逮捕 送交警所，為逃避刑責，竟冒用其妻之兄長「郭○勳」之名應訊，先後接 續於其附表所載之筆錄、口卡片、通知書等文件上偽造「郭○勳」之簽名 及指印，足以生損害於郭○勳本人及司法機關偵查刑事案件之正確性等情 ，並於判決理由說明被告係於檢警偵辦同一竊盜案件時，先後密接在該附 表所載文件上多次偽造郭○勳署名及指印之行為，係基於單一偽造署押犯 意之接續動作，為接續犯，僅論以單純一罪云云，因而論以刑法第二百十 七條第一項之偽造署押罪 (累犯) 。經查被告多次偽造「郭○勳」之署押 ，究係基於概括犯意而為之連續犯，抑或以單一之決意而為之接續犯，乃 事實認定之問題，原判決事實欄既已明確記載被告係「先後接續」多次偽 造「郭○勳」名義之簽名及指印，復於理由說明其認定之依據，乃依接續 犯論以單純一罪，自尚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

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之行使，其偽造行為與行使行為間，僅犯罪階段程度不 同，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雖為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法院 審理結果論以同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檢 察官起訴之偽造文書罪，仍含括在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內，並未變更檢察官 所引應適用之法條，故原判決就之未引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變更檢察官 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自無違法可言。

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偽造印章、印文罪所謂之印章、印文，係指用以 代表印章名義人人格之同一性，足以藉其認證該名義人本人意思表示之確 實性者而言。本件被告等偽造「AUTHENTICATED 本件押碼已由SWIFT 本系 統自動核符。」印戳 (即原判決所謂「押碼自動核符之印章、印文」) 蓋 用於代轉帳傳票上，依其文意僅在表示押碼已核符之事實，不過為節省書 寫之麻煩而刻用，並非用以表示制作者本人人格之同一性之作用，依前述 說明應非刑法第二百十七條之印章、印文。

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 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上訴人於一 審審理時請求就「覺書」送請鑑定，該法院雖已就「覺書」原本送請法務 部調查局鑑定該「覺書」是否為六十五年所立，依該紙質、墨水之情況有 無可能係二十年前之物，並鑑定其上之簽名 (林○烈) 筆跡與日記上之筆 跡是否為同一人所寫。去後經該局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八日以 (68) 處發技 (二) 字第八六○九六一六八號補送鑑定資料通知單通知請補送於民國六 十五年左、右之林○烈平時簽名文件原本多件，併同原送鑑資料過局，以 利鑑定。一、二審法院均未再補送有關資料，亦未就上訴人所指該「覺書 」係被告所偽造之被告有關足供鑑定比對之資料送請鑑定，原判決復未說 明何以無鑑定必要之理由，自難謂無證據調查未盡及不載理由之違法。

（一）、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前者指一般原得由 一人單獨完成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者，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之適用 ，後者指須有二人以上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必要共犯，尚可分 為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實施之「聚合犯」，及二個或二個以 上之行為人，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之「對向犯」，「對 向犯」因行為者各有其目的，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無所謂犯意之聯絡 ，當然無適用刑法第二十八條共同正犯之餘地。又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圖利罪，係屬身分犯，以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為犯罪主 體，無此身分者，依同條例第三條之規定，固亦得成立本罪之共同正犯， 然必無此身分者與有此身分者，並非互相對立之「對向犯」，而係彼此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朝同一目的，共同對於有此身分者所主管或監督之 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得該有此身分者本人或圖得其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始足當之；若該有此身分者所圖利之對象，即係該無此身分者，則二人係 居於彼此相互對立之對向關係，行為縱有合致，並使該無此身分者因而得 不法之利益，但二人之行為既各有其目的，分別就各該行為負責，彼此間 無所謂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除另有處罰該無此身分者之他項罪名外，尚 難以上開圖利罪之共同正犯論處，此觀之同條例第十一條之行賄罪，其法 定刑遠較上開圖利罪為輕，無此身分者，就違背職務之行為行賄時，僅論 以較輕之行賄罪，未行賄時，殊無反論以較重之圖利罪自明。 （二）、稅捐稽徵法所稱之稅捐，係指關稅及礦稅以外之一切稅捐而言， 貨物稅、營業稅自包括在內，該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七條 諸規定，均係基於行政政策上之考量，對以詐術等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 行為，以刑法之刑名加以處罰，屬於行政刑罰之性質，凡有以詐術或與詐 術同一型態之不正當積極行為，逃漏或教唆、幫助他人逃漏稅捐者，即應 以刑罰處罰行為人，或轉嫁處罰於各該負責人。至行政罰，則係就違反行 政法上之義務行為，本於維持行政秩序之目的，由該管主管機關以刑法刑 名以外之方法，如罰鍰、罰役等加以處罰，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貨物稅 條例第三十二條之處罰，即屬之。不論行政刑罰或行政罰，如均合於各該 處罰之規定，自得予以併罰之，用達其制裁之功能，要無所謂已有行政罰 之處罰即不得再課以行政刑罰之可言。

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旨在處罰無製作權之人，不法製作他人 之文書，若逾越授權範圍或以欺瞞之方法蓋用他人印章，用以製作違反本 人意思之文書，仍屬盜用印章而偽造私文書。

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係指已起訴之部分及未 起訴之部分，均構成犯罪，且有裁判上一罪關係者而言，若起訴之事實不 構成犯罪，則未起訴部分根本既不生裁判上一罪關係，即無一部起訴及於 全部之餘地，法院自不得就未經起訴之事項審判。本件第一審檢察官，僅 就被告等涉嫌偽造八十二年之保證書，提起公訴，至於被告等是否在八十 三年、八十四年之對保函上偽造文書，並不在起訴範圍。依前揭說明，法 院審理結果，如認為起訴之事實不構成犯罪時，自不得就未經起訴之事項 審判。本案經第一審審理結果，既認為起訴之偽造八十二年保證書，不構 成犯罪，則被告等是否在八十三年、八十四年之對保函上偽造文書，未經 起訴，自不得加以審判。乃第一審竟就被告等有無在八十三年、八十四年 之對保函上偽造文書，予以裁判，並諭知無罪，自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 判決之違法；原審未予糾正，率予維持，同屬違誤。應由本院將原審及第 一審關於上開訴外裁判部分撤銷。又此部分既無訴訟繫屬，僅將此部分撤 銷為已足。

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違反前項規 定者，行為人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 並自負其責；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責，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 公司名稱，修正前公司法第十九條定有明文。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祇 須所偽造、變造之文書有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危險，即行成立，並非 以確有損害事實之發生為構成要件。本件依原審八十三年度上訴字第五八 ○號刑事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萬○公司係於八十年八月二十九日申請 設立登記，於同年月三十日始經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核准設立登記發給公司 執照，被告於八十年八月十七日以萬○公司負責人萬勳名義出具委託加工 書予許○鐘時，萬○公司既未經設立登記，根本尚未取得法人之資格，劉 ○忠能否於八十年七月間代表「萬○公司」與許○鐘成立買賣或委託加工 契約，該契約之效力是否當然及於設立登記在後之萬○公司，被告擅自以 萬○公司負責人萬勳名義出具委託加工書予許○鐘，能否認為不足以生損 害於萬○公司，自有研求之餘地。

受領人領取獎金時，須在密告獎金核發申請書、密告獎金核發明細表，受 領人「簽章」之空格內用印，故受領人在「簽章」之空格內蓋上印章時， 即係表示印章之名義人申領或收取獎金所製作之申請書或收據；偽造申請 書或收據，係犯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原判決以盜用印章蓋在 密告獎金核發申請書、密告獎金核發明細表之受領人欄簽章之「空格」內 ，係犯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二項之盜用印章罪。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 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此乃被告在刑 事訴訟程序上受告知之權利，旨在使被告能充分行使防禦權。故法院就起 訴之罪名，固應告知被告，就起訴效力所及之犯罪事實所涉罪名，亦應告 知，使被告知所防禦，始能避免突襲性裁判，以維程序之公正，並保障被 告之權益。

原判決事實既認定詹○如盜蓋零售商印章於申請配售「細支長壽淡菸」之 「菸酒類配銷單」背面或其上 (面) ，係表示該被盜蓋印章之零售商同意 轉讓渠當日「細支長壽淡菸」配銷額，則其性質係屬偽造私文書，進而憑 以配售「細支長壽淡菸」，亦已達於行使該文書之階段。其盜用印章係屬 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不另構成盜用印章之罪。原判決依刑法第二百十 七條第二項、第一項論處上訴人等罪刑，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被告雖將本件定存單原存款人葉○玉、陳○娥之姓名塗銷，致其所為因不 具備定存單之必要條件 (尚未另行填載存款人姓名) ，而尚未有效成立。 然其有偽造定存單之意圖，至為明顯，且已備妥如原判決附表 (二) 所示 偽造定存單之各項器械原料，則其所為是否構成刑法第二百零四條預備偽 造有價證券罪責，饒堪研求。

所謂偽造有價證券，以無權簽發之人冒用他人名義簽發為要件，故如行為 人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簽發者，固與無權之偽造行為不同， 但如逾越授權範圍，私擅填寫金額，或其授權業經本人撤回，而仍擅以本 人名義簽發支票使用，即均非所謂之有權簽發，仍應負偽造罪責。

刑法第五十五條之牽連犯，其方法行為或結果行為與其目的行為或原因行 為之間，必須具有必要不可分離之關係。

沒收係從屬性之刑罰，除違禁物或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不得單獨宣 告沒收。

刑法上之偽造署押罪，係指單純偽造簽名、畫押而言，若在制式之書類上 偽造他人簽名，已為一定意思表示，具有申請書或收據等類性質者，則係 犯偽造文書罪 (該偽造署押為偽造文書之部分行為不另論罪) 。又在申請 書類之姓名欄填寫申請人姓名，僅在識別何人申請，並非表示本人簽名之 意思，尚不生偽造署押問題，該填載自不得依刑法第二百十九條諭知沒收 。

刑法第二百十六條行使偽造變造文書罪，係規定行使同法第二百十條至第 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 項之規定處斷，故若非行使刑法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即 無成立刑法第二百十六條行使偽造變造文書罪之可言。

送達證書為法律規定之文書，被告在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送達證書之 收領人欄內，捺下自己之指模，偽造蘇○萍之署押，表示蘇○萍已收領押 票第二聯一件，原判決竟以被告無偽造文書之故意，維持此部分第一審論 處被告偽造署押罪刑之判決。但對被告如何無偽造文書之故意，原判決未 說明其理由，自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被告等苟未經授權，偽造被害人陳郭金珠之印文於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 並交予買主葉碧珠，則應論以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其於八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偽造陳郭金珠之印文於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所附交款備忘錄之收款人簽章欄，依習慣係表示領取價金一百萬元之 證明，與收據性質相同，依刑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則應以偽造私文書論 ，詎原判決竟以刑法第二百十七條之偽造印文罪論處，即有判決適用法則 不當之違法。

按犯罪在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三十日以前者，除有中華民國七十七年罪犯減 刑條例第三條、第五條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依同條例第二條予以減刑， 為該條例第二條所明定。查被告之犯罪既在七十七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又 無前開減刑條例第三條、第五條但書所定不得減刑之原因，竟未依上開減 刑條例予以減刑，自屬違背法令。

刑法第五十六條所規定之連續犯，除客觀上須具備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 罪名外，在主觀上尤須具備概括之犯意；所謂出於概括犯意，指其多次犯 罪行為自始均在一個預定犯罪計劃之內，出於主觀上始終同一犯意進行而 言，若係另行起意者，縱所犯為同一罪名，究非連續其初發之意思，即不 能成立連續犯。

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自訴意旨，除指控被告施○治涉有偽造及行使偽造私文 書使公務員為不實之文書登載罪嫌外，尚指控被告施○治牽連觸犯教唆女 友林○娩竊取上訴人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印章、印鑑證明、土地所有權狀 等，涉有教唆竊盜罪嫌，原判決對此部分漏未審判，容有對於已受請求之 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

上訴人既於事前表示願將如附表所示房地四筆移轉登記予被告沈○字所有 ，且申請印鑑證明書併同印鑑交付其使用，則該被告據以自行委託王○惠 代為立具買賣契約書，連同該印鑑證明書交其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尚難 認有偽造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罪故意。

我刑法對偽造之有價證券，採義務沒收主義，依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 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本件原判決既認如原判決 附表所示之本票，其中發票人張應華部分係屬偽造，即應就該偽造部分全 部宣告沒收，乃第一審判決僅就發票人欄部分諭知沒收。又該本票發票人 陳芬芳、陳義夫發票部分，原判決既認並非偽造，對該部分即不得為沒收 之諭知，第一審判決併就該二部分宣告沒收，於法均屬有違，原審不予糾 正，仍維持第一審不當之判決，已難謂為適法。

按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所規定之「署押」，係指在紙張或物體上簽署 之姓名，或其他符號，其作用在表示其承認所簽署之文書效力，與印文之 使用，具有同一之作用。

刑法第二百十八條第一項所稱之公印，係燈公務機關與公務員職務上所使 用，得表示其一定資格或職務之印信而言，包括官署之印信及公務員之管 章，即俗稱大印與戚官章。至其形式凡符合印信條例規定要件，而製頒， 無論為印、關防、圖記，如足以表示其為公務主體之同一性者，均屬之； 若為表示一定用意之證明者，從以印章之「形式」為之，依刑法第二百二 十 條規定，屬於準文書之一種，自應按其用意長示之性質，分別認其屬 公文書抑私文書或特種文書，要與印章或公印無涉。

刑事訴訟法九十六條規定，法院於訊問被告時，應與辯明罪嫌之規定，其 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提出證明之方法。原審並未依該條規定加以調查 ，於法亦有可議。

查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資料，必須經過調查程序，而顯出於審判庭者，始 與直接審理主義符合，否則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違背法令。

黃國和偽造署押部分，固屬刑法第六十一條第一款前段之案件，但檢察官 既認此部分與公務員不實登載公文書部分，具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黃 國和雖僅就偽造署押部分提起上訴，其有關係之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三 百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視為亦已上訴，自應認此部分得向本院提起上訴 。

刑法第二百十三條公務員職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係以公務員明知不實， 故於其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予以登載而言，與同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職 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係公務員不知情或受欺罔，而在職務上所掌公文書 為不實登載情形者有別，性質上兩罪不能兼容併存。若公務員與使公務員 為不實登載之行為人，均明知該事項為不實，縱公務員之登載係出於行為 人申請後始被動為不實之登載，亦因雙方均對事項之不實有所共識，應已 入於共犯範圍，均成立刑法第二百十三條之罪。

按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依中華民國七十七年罪犯減刑條例獲得 減刑裁判確定後再犯罪者，不得依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再予減刑 ，為該條例第五條第二項所明定。本件被告黃喬歆於民國七十六年八月間 因犯詐欺罪，經台灣高等法院於七十七年六月八日以七十七年度上訴字第 一三一八號判處有期徒刑四月，並適用中華民國七十七年罪犯減刑條例減 為有期徒刑二月確定，是被告於七十九年四月三十日所犯偽造文書罪，即 不得依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減刑，乃竟將宣告刑有期徒刑六月， 減為有期徒刑三月，顯屬適用法則不當，違背法令。

上訴人等關於變造許齊之中華民國護照及偽造許齊名義之日本國政府渡航 證明書交由楊金蓮使用部分，其偽造之行為在泰國，行使之行為又在日本 ，均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是否與刑法第五條及第七條之規定相合， 原判決未予說明。遽予論罪科刑，已有可議。

刑法第二百十七條所稱之「偽造署押」，係指行為人冒用本人名義在文件 上簽名或為民法第三條第三項所稱指印之類似簽名之行為者而言，如果僅 在空白文書之姓名欄，書寫他人之姓名，其作用係識別人稱之用，而無簽 名或類似與簽名有同一效力之行為者，即非該條所稱之署押，既非署押， 即不生同法第二百十九條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問題。

被告之自白，須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 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證據，如果被告之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並非 自由陳述，即其取得自白之程序，已非適法，則不問其自白內容是否確與 事實相符，因其非係適法之證據，即不能採為判決之基礎，故審理事實之 法院，遇有被告對於自白提出刑求之抗辯時，應先於其他事實而為調查。

上訴人等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十二條、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百十八條第一項之罪。偽造文書後持以行使，行使行為吸收偽造 行為，應僅論以行使一罪。與偽造印章、偽造公印犯行有方法結果之牽連 關係，應從一重之偽造公印罪處斷。

原審審判期日筆錄記載審判長諭知「請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後，「公 設辯護人李廣澤為其辯護如辯護書所載」，則公設辯護人李廣澤確已到場 為被告辯護，其當時固不及製作新之辯護書，但本件原審法院第一次更審 時，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莊孝襄即已提出「辯護」狀在卷 (見原審更 (一) 卷第五二－五四頁) ，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如卷內「辯護」狀所載，尚 難指為違法。

商號戳記，為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之印章，業經司法院院解字第三四 六一號解釋在案，原判決對於偽造之南衡皮革有限公司及聚麗工程行之印 章，不依刑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沒收，而依同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 款宣告沒收，自屬違誤。